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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无用”之学有大用(组图)
更新时间:2019-09-11

  继1977年11月底举行“文革”后首次高考、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之后,于1983年10月颁发的这两份博士学位证书,标志着我国培养出了首批文科博士。

  而今,已过“耳顺”之年的周振鹤和葛剑雄,仍然工作在复旦大学史地所。复旦校园里高耸的光华楼21层,他们的办公室还是“贴隔壁”。

  如果说30年前同时投名师,后来又同时成为我国首批文科博士,不过是一个巧合;那么透过他们这30年来留在求学之路、治学之路上的扎实脚印,以及他们丰厚的学术成果,可以从一个断面了解人文社会科学30年来的发展脉络。

  1977年10月21日,全国媒体都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此后一个月举行的那场考试,被很多“中举”的考生称为“改变一生的考试”。

  这一年,31岁的葛剑雄在上海闸北古田中学任教。由于年龄“超标”了几个月,他不得不与这场注定要写进中国历史的高考擦肩而过。时年36岁的周振鹤,仍在湖南马田煤矿当助理工程师,早在1963年,他已在福州大学矿冶系读完了大学本科。

  和他俩命运攸关的一条消息,是隔了数月,在1978年初春时才发布的——继恢复高考之后,“文革”后的首次研究生入学考试也即将举行。

  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时,周振鹤心里起了波澜。按当初规定,凡1942年4月1日以后出生、具有大学毕业同等学历者均可报名参加考试。但1941年出生的周振鹤,这回也遇到了年龄“超标”的尴尬。

  幸运的是,以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为宗旨的研究生考试,最终向周振鹤这群“大龄青年”敞开了门。“有一天我去粮店买米,正好就在一张报纸上看到,根据教育部新规定,报考研究生的年龄可以放宽到40岁以下。”周振鹤说,“我立刻就动心了!”

  教育部的新规定不仅放宽了年龄,对报考人的学历等要求也放宽了。于是,没有上过大学但已经成为古田中学骨干教师的葛剑雄,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也悄悄报了名。“后来我才知道,不仅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可以报名,没有中学文凭甚至什么文凭都没有的,也都能报名。只要通过考试,就能读研究生。”葛剑雄说。

  1978年7月,酷暑难耐之时,填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的周振鹤和葛剑雄被告知已通过初试,将参加复试。他俩接受最后面试的地点有些特别——是在龙华医院的一间病房。“谭其骧先生此前半年因中风住院,当时还在康复中,所以我们就去了他的病房。”葛剑雄解释。

  这一天,周振鹤和葛剑雄第一次见到了他们日后的导师、赫赫有名的谭其骧教授。此前,在小煤矿里工作了15年的周振鹤根本不知谭其骧何许人也;而葛剑雄,1960年曾偶然在南京路的一张光荣榜上看到过谭其骧的照片,并因为“骧”字较为罕见而记着了这个名字。

  一个没读过大学,一个是工科出身,葛剑雄和周振鹤却把很多历史地理学本科毕业的报考者甩在了后面,以遥遥领先的高分被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。

  有意思的是,考分极高的他俩,对即将要研读的专业——历史地理学,并没有足够的认知,一度以为“历史地理学,就是历史学加地理学”。他们更不知道,研究生阶段,不久后还将分为硕士和博士。

  在谭其骧教授指点下,功底扎实的葛剑雄和周振鹤不仅马上领会了历史地理学专业的内涵,治学进阶更是快得惊人。

  以政区地理为研究方向的周振鹤,用洋洋洒洒10万字,写成了硕士论文《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》,解析了西汉200年数十个诸侯王国封域极其繁复的变迁过程。依据论文的难度和意义,当时就有人建议直接授予他博士学位。但其时,国内还没有“文科博士”一说,一切尚在酝酿之中。

  谈及这一线年起担任谭其骧助手的葛剑雄,对“文科博士”的出台背景倒是十分熟悉。

  1980年2月,五届全国人大十三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,明确规定我国的学位分学士、硕士、博士三级。次年,谭其骧应邀参加国务院学科委员会第一次学位评议组会议,葛剑雄陪同北上。

  “这个会开得很长,主要就是为了落实学位条例。会议确定了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点。当时,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同时被设定为博士点和硕士点。会议还确定了全国的第一批博导,一共30多人,谭先生是其中一位。”

  这时,临近硕士毕业的葛剑雄才知道,除了硕士研究生,还有“博士”这回事。“但博士怎么招考等等,都还没有出台规定。”

  不久后,获得硕士学位的师兄弟俩凭借优异的成绩,顺利考取了谭其骧教授的博士研究生。

  1982年6月我国培养出首批理科博士后,谭其骧教授便在参加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会议时提出,周振鹤和葛剑雄的论文也很优秀,建议授予博士学位。但这条意见,当时立刻被否决了。

  “反对的理由,主要是认为理科有标准,第一批获得理科博士学位的,大多是读数学的;而文科却没有标准,好与不好,无法判定。”葛剑雄回忆,文科博士一事就此被搁置,直到1983年三四月间,校方重新提出,要赶在全国其他高校前,争取培养出第一批文科博士。

  1983年7月,经原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批准,周振鹤和葛剑雄终于怀揣着各自的博士论文——《西汉政区地理》和《西汉人口地理》,参加了我国恢复研究生考试后的第一场文科博士答辩会。

  当年“超豪华”的答辩委员阵容,让他们回想起来至今感慨不已。“学校从全国各地请来的答辩委员会委员,都是一流专家,包括史念海、侯仁之、杨向奎和陈桥驿等先生。”1983年10月,复旦大学数学系礼堂,举行了隆重的文科博士学位授予仪式。我国首批文科博士周振鹤和葛剑雄,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先生手中,接过了历史学博士学位证书。

  “83001”,谈到博士学位证书上的这个编号,而今已经多次为博士生答辩担当评审委员的周振鹤淡然地说,“这只是个巧合。”但周振鹤明白,如果不是历史的转折,他如今应该是个退休的工程师,不可能完成从工程师到文科博导的角色转换,“可能一辈子做不了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事”。

  获得首批文科博士学位后,葛剑雄也跨上了更高的学术台阶。1985至1986年间,葛剑雄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。1986年,他的博士论文《西汉人口地理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这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文科博士论文。

  1987年,周振鹤的博士论文《西汉政区地理》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谭其骧先生在它的序言中写道:“无论哪一位大师,至少对西汉郡国级政区变迁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赶不上这本书。”

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沐浴改革开放春风的中国大地,处处洋溢着生机。应和着时代快步向前的节奏,复旦大学史地所里,一边做学问一边承担着教书育人责任的周振鹤和葛剑雄,也迎来了各自学术上的春天。

  长于逻辑思维、精于考证的周振鹤在完成博士论文后,相继出版了《体国经野之道》《中华文化通志·地方行政制度志》《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》等专著,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,其论著多次获国家教委和上海市优秀人文社科论著奖项。学界皆知,周振鹤当年在论文写作中自己定义的一些学术用语,如行政区划等,如今已是这个专业通用的术语。1990年出版的《体国经野之道》,更是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政治地理领域的空白。

  同样才思敏捷的葛剑雄,在学术上也是出类拔萃。葛剑雄在出版博士论文后,先后出版了《统一与分裂:中国历史的启示》《中国人口发展史》等著作。他主编的《中国移民史》1997年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,1999年被中宣部评为“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”,六卷本的《中国人口史》自出版以来广受好评。

  提到葛剑雄,不能不提他的一个旧身份—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。从1997年到2006年,葛剑雄连任三届所长。谈到史地所最近10多年的发展,他掩饰不住喜悦:“我们所在复旦文科里是领先的,在全国是排名第一的,在世界上是一流的。我们的馆藏十分可观,收集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资料,香港六资料,因此,史地所网站在全美各大高校图书馆有链接,来自国外的访问量已经超过国内……”

  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以求的他俩,目标明确:超越先师谭其骧一辈,推动历史地理学科进一步发展。

  “谭先生很开通,他那时就告诉我们,他做学问要超过王国维、钱大昕,而我们一定要超过他,否则学术无法进步。”葛剑雄说,各人天赋不同,或许作为个人,超越谭先生是困难的,“但是作为一个学术整体,我们已经超越了谭先生一辈!”当年,谭其骧费尽千辛万苦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,但由于画的是纸本地图,每个朝代只能选一个年代;而今,复旦大学史地所耗费10年之功建立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已经基本完成。有了这一系统,只要输入一个具体年份,电脑就会自动生成当时的地图和相关信息。

  除了专心治学,从1993年起,身为首批文科博士的周振鹤和葛剑雄,也开始招收博士生了。不过,名声在外的他俩,都坦言自己不是严师。

  ,脚踏实地读书。“我不能手把手地教博士,那是教小学生的做法。博士生,应该和老师共同研究课题。”

  葛剑雄带教博士生,也是“外松内紧”。照他的话说,“底线不能突破”。有一次,一位博士生告诉葛剑雄,博士论文写不出来,估计不能毕业,但很怕坏了先生的名声。不料葛剑雄立刻回应,“那不碍事,去办个肄业手续就行了。人各有志,要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欣慰的是,带教博士15年来,他俩都收了几位得意门生。“我们的学生,也必将超越我们。”

  与一些学者深居象牙塔、不问窗外事不同,专攻历史地理学这一“冷僻”专业的他俩,都有一副热心肠:喜欢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,经常撰写时评文章发表在全国各大媒体,遇见不平事会“振臂一呼”甚至“拂袖走人”,丝毫不留情面,也不怕被人非议……

  说来有趣,知识广博的师兄弟两个,早年都曾被一个很普通的问题问得语塞——学历史地理学,究竟有什么用?

  当年,周振鹤怀揣20万字的博士论文去北京路上的一家打字店打印,一个打字女工就好奇地问,研究2000多年前的中国行政区划变化,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?同样的问题,葛剑雄也经常被问到。看似一门“无用”之学,究竟如何造福于社会?

  其实,不需回答,只要看看他俩在参与一些公共事务中的表现,答案就十分明晰了。

  今年5月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二天,就有媒体记者采访葛剑雄,请他谈谈对于救灾的看法。葛剑雄提到要警惕堰塞湖溃坝。“那时候,记者连堰塞两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。后来救灾工作中果然遇到了堰塞湖问题,记者又好奇地来问我事先如何知道。我说,历史上发生过啊。”此后,葛剑雄还以撰文和在不同场合发言的方式,讲述自己对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见解。他首先公开建议:为了表达全国人民的哀思,设立全国哀悼日。这一意见最终被国务院采纳并付诸实施。

  “学以求真,不在致用;用在济民,不在干禄。”周振鹤经常用章太炎的这句名言勉励自己,教导学生。在他看来,历史教人智慧,而把所学的知识服务于人民,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。

  “知识分子并不是愤青,但是对于社会上不合适的事,要凭着良知,敢于提出意见。”前些年,周振鹤就大胆披露了自己在国家自然科学

  项目评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反常现象。对于学术圈里的一些问题,周振鹤在批评时从不惧怕“承受压力”。

  从2007年起,葛剑雄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。除了继续做博士生导师、教书育人外,他出任了全国政协常委。多重角色集于一身,葛剑雄坦言,尽管很忙,但每个角色他都要力争做到最好。对于知识分子的使命,葛剑雄有着自己的思考。经常有人问葛剑雄,他到底属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,到底代表主流还是非主流?葛剑雄的想法是,这些都不是问题。“作为知识分子,关键是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、在所学和积累的基础上发挥作用。坚持停留在体制外,关起门来发声音,不做建设性工作,这样的人发挥的作用就很有限,更多的人听不到他们的声音。”

  耕耘于安静的复旦校园,周振鹤和葛剑雄很明白,身为知识分子,他们必须关切国家和社会的发展,必须成为社会的良知,必须不断用他们的所学所知,为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作出贡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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